把chinaopen与赵公口联系在一起的确有点别扭，chinaopen听起来多洋气，而赵公口则是北京到天津的长途汽车站。不过明年的chinaopen就要搬到北边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今年也成为chinaopen在赵公口的最后一年，owen却觉得有些不舍。

中网4年，刚好是owen成长的四年，从乡下来到大城市，从南方来到北方，多宝贵的时光，多飞速的逝去。所以owen常说与中网一起成长。

光彩路上的黄牛们依旧在路边蹲着，对路人说“要票吗”或者是“有票吗？”中央球场上依旧挂着各国国旗，俄罗斯国旗也依旧挂反了。2楼的男厕所依旧是大门敞开，从走廊便可以看到小便池一字长长排列，新闻中心的椅子依旧是蓝黑色的，每个人都抱个笔记本像在网吧，我甚至怀疑新闻发布厅的桌子依旧是萨芬坐过的那一个，从没有人换过。

刚才又看到特松加在练球，四年前，这哥们初次参加ATP巡回赛，首场比赛ACE球凌厉无比，把当时排名世界前十的莫亚打得找不到北，莫亚直到第2局才拿到第一分。owen打心眼里祝福特松加，“与中网一起成长。”

 

 

 

 

很多年以前，这个男人说：“头屑，NOWAY!”飘柔，就是这么自信。

时光啊时光。

 

 

 

昨天，cctv5给狠狠地打了〈〈新京报〉〉体育版一巴掌，专门用3分钟时间播出了北京男蓝主教练闵鹿蕾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飚场面，有记者提了个问题，西装笔挺的闵教练反问：“你新京报的吧？叫***？昨天的报道是你写的？说我比赛结束以后面带微笑地说，你采访我了吗？你和我说过话没有？”记者无语：“昨天从新浪网上看到的……”

不去现场采访，网上扒稿子，难怪做得那么差。cctv5也是存心出他们洋相。

现在叫记者太沉重，所以我以前一直称自己是狗仔。红包也拿过………

你用剑谋生，就得有死于剑下的准备。

这是弗格森在自传中说的。执教曼联18年来，他赢得了8个英超联赛冠军，5次足总杯夺冠，各一次欧洲冠军联赛和欧洲优胜者杯冠军。

无论老爵爷多么坚强，现实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从曼联现在的情况看，无论是俱乐部的大环境，还是球员的更新交接，都到了一个令弗格森也无可奈何的时期，帝国的衰落之势早已出现，不可阻挡。

可怜的是，曼联的目标只能是夺冠，因为这是球迷给红魔的定位。

老帅现在跟六出祁山的诸葛亮一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主上赢弱，格雷泽收购之意不在足球；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当年的92级五虎上将残破凋零之后，朴智星之流怎能担负重任？

现在基恩也跳出来发飙了，忠诚没有错。老帅也不在乎，他还说过：一个人死后只需要四个朋友抬棺材就够了。

就让我们一起看豪门的乱世沉浮吧！兴，球迷乐；亡，亦有球迷乐。

武汉有本杂志《知音》，上面的文章被称为知音体。owen一向以为都是编造的煽情故事，现在，一个典型知音体的故事发生在自己身边了。

 

 

 

03年的时候，柳老师正负责教owen报纸编辑学，当时owen每日苦读《A.亚当斯论摄影》，对柳老师的印象自然不深。只记得学校说柳老师脑溢血，然后就换了教师。班长还代表我们去医院看望过她，学校语焉不详，大家苍白少年不懂人世艰辛，也没多在意。

 

今天突然在同学录上发现这个帖子，一看就知道是出自柳老师的学生之手。看完后无话可说，想起韩松落说的一句话，是否每个温馨的灯火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凄惨和恐怖（好象是这个意思）。

 

owen在学校时间短，很多事情都不知道，这个帖子也是一面之词，新闻人是最擅长说谎的。

但是，owen相信这个事情。

 

太阳底下无新事，陈世美和秦香莲的故事永远在上演。

 

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受到损害了……

宣布一个特大喜讯:

own国庆节不放假,加班到工作完成为止.

其实owen的国庆一直没放假.前两年都是在大风车为武汉的小毛毛服务.

从现在起进入假死状态,无事退朝,有事烧纸.

最后祝小鱼儿同学骑游洞庭湖之行愉快.

早上意外的接到了北京的电话，是常大哥叫owen去看中网的比赛，今天他执勤，一起去看莎拉波娃。

owen只好抱歉：人在深圳，去不了。

 

其实长发长腿的莎拉波娃可以不看，去年owen在香格里拉狗仔过三天的，看够了。常大哥却一定要见，讲义气的好人不多。

 

常大哥是北京的警察，应该还是个头头，只是一直不知道他警衔。去年第一届中国网球公开赛时在北京网球中心认识的。记得去年这个时候，萨芬的比赛因雨推迟到晚上，在中心球场呆了一下午的owen又冷又饿，还要跑来跑去狗仔、拍照。在各个通道转来转去的owen自然很遭执勤的警察注意，常大哥叫住了owen，盘查一番，结果发现owen的记者证是冒用别人的————当时实习，拿的是我们版主编李头的中网采访证————owen花言巧语，最后居然成功骗得信任，与人民警察打成一片。得知owen还饿着肚子，常大哥慷慨的代表人民警察请owen吃饭，把他们队的公务餐分给owen，其实警察也很辛苦，执勤的公务餐只是包子加矿泉水而已。还介绍两位很漂亮的警花姐姐认识，公安大学毕业，一位精通法语，一位精通英语，按当时的说法，两位姐姐现在应该是在加拿大接受培训了。

 

神聊了一阵，owen很喜欢这样豪爽的北方人，便交换了手机号码，以后再也没见过面，说去他家吃饭也没去成，一年多来只打过三次电话，发过两次短信，但一直都记得有这么一位警察大哥。

 

常大哥也没忘记我，当时批评owen冒用证件进中央球场之后，owen还想抵赖，常大哥说以后有他执勤的比赛，不用证件，给他打个电话就行。今天便邀请owen去看比赛。

 

可惜人在深圳，常大哥说owen腿够长，辜负了他好意。呵呵，还有机会的，2008，让我想想，该去看什么比赛呢？

 

还有一个帅哥从清华退学了，看这里：

喻总在北京忙活一个月，不知道有没有独家采访到他的偶像李大师。

当年陈鼓应到华工来讲老子，我和喻总追了两天，他绝口不提李敖，亏他们还是同窗。

网上很多所谓《李敖北京大学演讲（完整版）》

也不知道是哪里找来的速记员……错误百出，

什么叫“部分是翻秋中级（音）的部分，一部分是（翻秋中宪法的部分）。”

没文化……

这里有一份

繁体版的，还能看看。

最好看视频，演讲是要“演”的。

做为一个秀台上打滚多年的老艺人，李敖的演技和娱乐精神值得学习。

 

 

owen的maxthon设置F2为打开google，昨天F2的时候发现了 Blogger，当初注册过英文版的，很舒服的界面。owen很高兴，正打算放弃msn saces搬过去，没想到还是老样子，可以注册，但无法为中国大陆用户访问。

 

没用的东西放在首页上干嘛？什么乱七八糟的……难怪摆度要嚣张

 

 

 

 

 

 

 

虽然现在已经不做狗仔了，多了解一些名词还是好一些，装门面。

 

9月2日－5日，广州参加展会，希望可以有时间见见同学。

 

那些曾经说要相守在一起的人们，都散落在天涯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去年看到

卢跃刚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

（上面的链接如果失效，请点击这里下载txt文本）

当时就很怕怕，现在矛盾又激化了。

 

owen是贱民，只能仰视舍得牺牲的人。

 

下面转自信海光：感性、破坏性......

红色的字体是owen的兴趣所在，研究什么视觉传播模式之前，还是先搞懂这个。

 

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并编委会

李大同　


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并编委会

李而亮总编辑并本届编委会：

本周一办公会上你布置了全报社以中心为单位，就新的考核条例征集意见，限在一周内完成，8月20日就要依此执行。尽管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位部门主任看过，在此前下发的编委会纪要上，已经对这部方案做了充分肯定，自说自话写上了“导向明显，原则明了，条例清晰，涵盖面广，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等溢美之词，这表明你及编委会根本就不准备对这部关系到中国青年报的办报方向、关系到本报新闻评价的根本标准、关系到全报社员工利益的条例做充分的讨论并做实质性的修订。所谓征求意见，无非就是让大家在自己能挣多少“分儿”上再讨讨价罢了。
据了解，对这部办法的宗旨和所有细节，绝大多数编委也是临开会前才第一次看到。如此事关重大、细节繁复的条例，竟在区区两三个小时的一次会上就通过了，堪称一个管理奇迹。我也了解到，这部条例几乎就是你一个人的杰作，与文新副社长经大量调查研究后起草的文本有“很大不同”。可以肯定，你对“文新方案”做了重大的与实质性的改变。同样令人惊异的是，对这样一部重要条例的高层讨论，报社对管理负全责的党组书记和社长王宏猷竟不在场、竟无需他参加。
8月8日周一下午，这部条例在内部网上发布，报社编采人员首次一睹其芳容，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因忙于编稿，我无暇细看。及至周三出版完成，部门开会讨论，我才开始仔细研究这部条例。细读之后，其震惊和愤慨的心情难以言表……
这部条例的核心，一是将评价报纸办得如何的标准，不是按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和党的根本宗旨来制定，不是按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精神来制定，不是按广大读者是否满意欢迎来制定，而是将评价标准强制性地依附于少数上级机关和官员的喜恶之下；二是以一套利益给予和利益制裁的方式，将有优良报业文化传统的中国青年报的价值体系彻底瓦解掉，将历来对推动社会良性发展、对维护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对推动改革有极大热情、对贪官污吏和种种社会腐败深恶痛绝、对努力传播深刻思考、意识明确地担当历史责任的中国青年报人，庸俗化为一群一周复一周算计、争吵自己能拿多少“分儿”的打工仔。因获加分的名额极为有限，实际权力又不掌握在保证“程序公正”的第三方手里，不掌握在读者手里，而是由各级顶头上司最终决定，这不可避免地将造成对顶头上司俯首帖耳、中心内各部门明争暗斗的恶性局面。
毫无疑问，将中国青年报人奴化、庸俗化的进程，正在你的领导下（以编委会的名义）按部就班、有计划地进行着，现在，终于大言不惭地写入考核文本了——这是试图整体颠覆中国青年报精神和价值观的一个罕见的制度性文本。
让我们看看这几条吧！
加分：
（三）每月读者调查中，阅读率最高的前3篇文章作者，每篇加50分，从第4到第10的，每篇加30分。
（四）每月读者调查中，阅读率最高的前三个版面，每版加50分；从第4到第10个版面，从加30分起，依次每版递减3分。
（五）获团中央书记处领导批示表扬的，加80分。
（六）被中宣部领导批示表扬的，加120分；受中宣部《新闻阅评》专题表扬的，加100分；阅评综述中点名表扬的，加50分。
（七）受国家部委或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表扬的，加100分；受部委或省委来信表扬的，加80分。
（八）受中央领导（政治局委员以上）批示表扬的，加300分。
从第5条开始，如果受表扬为稿件，则相应版面责任编辑给予奖励的30%加分。
减分：（六）从“加分”的第5条到第8条，受到点名批评的，按以上标准进行反向扣分。

看到这些规定，简直使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篇报道或一个版面，受到读者最高评价只能加50分；而只要受到某个官员表扬，最低也要加80分，最高可以加300分！这还觉得不足以让编辑记者印象深刻，在“减分”条目里，再特别规定，如果受到这些不同级别的官员批评，要“反向扣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你为一篇报道无论付出了多大努力，进行了多么艰苦的调查，写作如何精致，甚至可能还经受了生命危险（记者为披露真相被打的还少吗），也无论这篇报道获得了广大读者多么高的赞许，只要惹得某个官员不高兴，“批评”了几句，那么你所有的劳作不仅等于零，你为本报增添的声誉也等于零，读者评价更是连个屁都不算——你还要为此倒找钱，可能赔进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
在这样蛮横无理的制度安排下，编辑记者只要不是精神失常，还有谁会去搞舆论监督报道呢？无独有偶，主流新闻媒体最基本的、代表社会良知和公正，为广大弱势群体伸张正义、社会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功能——舆论监督，在这部条例里连一个字都没有，这岂是“疏忽”二字能够解释，刻意为之罢了！
除了日常小额奖励，还有一项总编辑“特别奖励办法”。这可算是“巨额”奖励了——最高可以给2万元。有什么资格可以获得这种巨奖呢？办法如下：
第一条，“A版数在前三名的”，呵呵，A版本来就是总编辑说了算；“总分在前8名的记者”，这是在鼓励什么？越是独家发现和发掘、调查深入和写作精良的稿件，生产量就越低，对本报声誉的价值就越高，对争取订户的贡献就越大，本报缺过眼烟云般的垃圾稿件么？
第二条，不出意外，又是受到各级官员“表扬”的；受表扬次数越多，赏金越高。
第三条，“在编委会统一组织的重大采访活动中出色完成任务的”，谁都清楚，这是指典型宣传、两会报道等规定动作；靠这个“提升了品牌和影响力”的媒体是哪一家？何况这类稿件先天就享有不受竞争的地位，通常被指定刊发日期和重要刊发位置。至于有没有读者看就没人理会了。（如果这是指案情复杂，需要多人配合和相关负责人现场指挥的重大舆论监督报道，如“曹县一中”高考舞弊案，那么我举双手赞成。）
第四条，“采访中遇较大风险，努力克服困难胜利完成任务的”，谢天谢地，如果不是特指出了车祸什么的，这类报道似乎沾点舆论监督的边儿了。可是这与前面的规定之间发生了悖论：批评稿件通常会受到被监督的部门领导恼怒，甚至受到直接上级机关的批评（其概率决不会小于50%，往往还有40%出笼前就会被“公关”或“毙”掉），遇到这种情况，是该重奖还是该“反向扣分”呢？不用说也知道，多半是后者，不奖不罚就是大运气了！如果一篇稿件受到了读者的最高评价和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同时却受到某个上级官员的批评，依照这个条例，又该怎样处理呢？如蒙开恩，最好的结果是两相折抵，相关记者和编辑注定还是要倒扣……
在这封意见书里，我无意一条一条从技术上来讨论（尽管这其中的不可理喻不可行不恰当之处比比皆是，譬如一条六七百字的“本报讯”竟可以与一篇四五千字的调查性报道毫无区分；很多编辑记者即便所有版面、稿件均为A等，也“先天”不可能完成任务），列出上面的条目，是因为这些条目是这部考核条例的核心和基本价值取向。这些条目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中国青年报向何处去？中国青年报是生存还是死亡？
你到本报任职以来，无论大会小会，“我们是党报和团中央机关报”这句提示不绝于耳，大家耳朵里快生出茧子了。在一次部门主任会上，你甚至说出“你们要明白自己是干什么的”这样颇具威胁味道的话。也许在你看来，中国青年报的新老业务骨干，从来都没有搞清过自己是干什么的，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党报和团中央机关报，现在，你要给我们耳提面命上上课了，光上课还不行，还要亲手设计出一套严密的“制度”——呵呵，不是我要惩罚你，是“按制度办事”。
在你刚到本报任职，作就职讲话时，听起来颇为诚恳地说，中国青年报是一张有优秀历史传统、社会声望很高、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报纸，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高水平的编辑记者队伍，你希望能被接纳，“能尽快融入这个集体”。这话很让人感动，也让包括我们这些老编采在内的报社上下，一度对你抱有期望，期望你能尽快感受了解这家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报纸，尽快和大家在如何办好这张报纸上同心协力，共同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共同保持和提升本报的品牌。如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你不是在力争“融入”，而是在努力彻底改造这张报纸，——在这部你亲手起草的考核条例里，中国青年报的前景已经昭然若揭：那就是悲惨地沦为第二份《光明日报》，社会影响力荡然无存，发行量跌落到不堪的地步，半死不活——那曾是率先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报纸，在上世纪80年代，曾是一张多么令人瞩目的报纸！
我们还没有天真到认为这是你个人意志的产物。不言而喻，你是执行者，然而执行起来毫无心理障碍，屡有创造，积极主动，步步为营。其目标，就是要尽快将中国青年报改造成为团中央书记处个别领导心目中的“机关报”，这种“机关报”只有一个特征：必须无条件地为“我”升官创造条件，一切可能有害于“我”晋升的报道都要尽量消灭之！
我1979年进入本报，迄今26年了，历经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亲身感受了从胡启立同志开始，王兆国、胡锦涛、宋德福、李克强等历任团中央书记的领导风范，他们都经常来报社，或做讲话，或在编辑部串门聊天。启立同志在担任政治局常委时，还到报社来听取意见，与我们面对面就新闻宣传工作做长时间的坦率交流。陈昊苏同志分管本报时，为了解报纸生产的全过程，大冬天里裹着棉大衣和编辑们一起上夜班，直至凌晨报纸印刷出厂。兆国同志到团中央任第一书记伊始（此前我刚刚在二汽与他做过长谈和采访），就专门到报社来看望参加全国记者会的记者，挤在人头涌涌的会议室里和大家谈笑风生。锦涛同志每逢除夕，必到报社来看望大家，和部门主任们座谈，听取意见；座谈结束后还坚持要去食堂看望炊事员。
80年代初一次两会，已经晚上五六点钟，我奉报社之命，紧急采访两会中的青联系统政协委员，要求晚10点钟必须交稿，恰好锦涛同志（时任团中央常务书记）就住在我隔壁，我敲门而入，说明来意，锦涛同志建议我采访基层来的同志，我说报社点名要采访你，“你今天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锦涛同志听我这样说，便立即接受了采访，他非常理解报纸工作的特性——那时，我只是一个初入此行不久的普通记者，这样直统统地提出采访要求他也毫不为忤。
团中央第一次预备颁发五四奖章时，确定为新疆油田的秦文贵。事前要让他的事迹广为人知。本报作为团中央机关报，率先做好这个先进人物的报道责无旁贷。按照上下级关系，团中央书记处只要给本报发出一道指令就行了。可克强同志担任第一书记的团中央是如何做的呢？有一天，报社意外接到通知，让常务副总编辑和我到团中央书记处开会，怎么会让一个普通编辑去参加书记处的会议呢？原来，书记处认为《冰点》的人物报道是最出色的，怎样搞好秦的报道，需要当面和我这个编辑商量。那天常务书记刘鹏同志主持会议，他说：“大同，你是专家，怎样宣传好这个典型，主要听你的意见……”这是一种什么领导风范？本来，《冰点》因处在8版，从不承担典型宣传的任务，但刘鹏同志虚心求教，我“只能”详尽、坦率地讲了我的意见，直言相告：造成张海迪式轰动影响的时代条件已经消失，读者需要看到可亲可触可感却不需要“仰视”的先进人物，只要你的报道“高大全”，就立即会引起读者的反感。最后，刘鹏同志委婉地问我，能否派《冰点》记者支持这次宣传。尽管我认为这不是我份内的报道，但还是派出了最好的冰点记者。这篇“冰点”人物破例在一版头条发表。这以后，秦文贵的报道开始铺天盖地。若干年后，本报有记者问秦文贵，关于你的报道最满意的是哪篇？他回答说，“冰点记者写的那篇。”——这不是命令的结果，面对这样的领导作风，我们心甘情愿。
有一次克强到报社来找总编辑有事。路过我的办公室，就走进来说：“大同，你的冰点可是变热点啦！”我和他开玩笑：“你日理万机，还有时间看冰点？”“我每期必读，有时就干脆直接在报纸上作批示。”他说。本届团中央书记处领导，可曾有一人、一次这样来与本报编辑当面交流过？
一度分管报社的团中央书记姜大明同志，有一次秘书看他独自在办公室泪流满面，悄悄过去一看，他正在看冰点的一篇报道，为报道里孩子们的命运在哭。当我听到这个转述时，深为感动。这表明那时团中央的书记们，尽管身为报社的直接上级，却像普通读者一样在阅读本报，和普通读者一样为报道感动。这是人性而不是“官性”的表现。
像这样的团中央书记们的故事，本报老编老记谁不能讲出几个？总编辑们知道得更多。吉炳轩同志曾分管本报，即便在他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后，本报老总有事找他请教，莫不是马上让秘书安排时间，从无推拒。胡春华同志分管报社时，有一篇影响巨大的冰点报道遭致某省委强烈反弹，省委第一书记亲自签发了向党中央三个主要部门状告本报的报告。本报似乎面临灭顶之灾，但是，在看了本报记者送去的翔实的调查材料后，春华同志表态：“看来是要干到底了！”——这就是他的家乡！几个回合下来，无论在党内还是被告上法庭，本报都没有输。如果春华同志有一丝为自己“官运”的考虑，如果他不信任、不尊重本报记者的职业水准，会有这个态度吗？
这就是本报复刊后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和分管书记对机关报的做法和态度。我在本报这么多年，没有任何一位编辑记者有过我们不是党报、不是团中央机关报的想法和言论，相反，历届团中央书记处，自觉秉承耀邦同志的民主作风，从不粗暴命令，高度尊重媒体自身的运行规律，体谅办报的难处，精心指导和爱护这张报纸并尽量多承担责任。有谁会否认，那时中国青年报的崇高声誉，也同时属于团中央呢？
中国青年报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发展到今天的，正是在耀邦同志民主风范的熏陶下，在历届团中央书记处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本报从总编辑到普通编采的共同努力，中国青年报才成为“社会声望很高、有很大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报纸，成为党报、机关报里最受读者喜爱和欢迎的报纸。正是基于这种荣誉感，本报很多编辑记者，情愿为这张报纸效力一生；众多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生，以有幸能进这家报纸供职而骄傲。我们明白，党报、机关报是在战争年代的特殊条件下诞生的，建国后，虽然延续了这一体制，但办报的财政拨款、人员工资以及绝大部分为公费订阅的现实，都无一例外来自纳税人的奉献，因此，党报、机关报有绝对的理由必须对读者、对人民有足够的回报，让他们满意。让读者、让人民满意，就是党报机关报工作者的党性规定，否则我们就是在尸位素餐。
赵勇分管本报后，他本应该充分了解和继承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对本报的领导原则和领导作风。可他第一次在本报部主任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竟拿出1951年创办本报的一份文件，告诉我们这些老报人中国青年报是党报，是团中央机关报，声色俱厉地宣称，谁不想干就走人，我马上就批……没有任何一届、任何一个团中央书记来报社，以这样的威胁口气，讲过如此荒诞无稽的话！
难道中国青年报在本届团中央书记处之前，李而亮任总编辑之前，就不是党报、不是团中央机关报吗？否定这一点，就是否定了周强、赵勇之前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对中国青年报的正确领导；就是否定了这之前历任社长、总编辑创下的得到业内同行尊敬的业绩；就是否定了中国青年报作为党报、机关报的办报传统，更否定了几代中国青年报人建立并维护这个办报传统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赵勇真的认为这么多总编辑、部门主任连这个常识都没有吗？连这一点职业规定性都不知道吗？连这一点职业自觉性都不具备吗？当然不是！
一言以蔽之：和历届团中央书记处的看法截然相反，他认为目前的中国青年报不是他心目中的党报和机关报。他心目中的机关报就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老子吆喝一声，儿子应当瑟瑟发抖；老子让你往北，儿子就不敢往南。怎么这张报纸老是不能按照他的个人意志来办呢？甚至时不时还惹得官场左右的同僚不高兴，对自己的上升仕途造成威胁。
十分严峻的事实是，中国青年报已经面临重大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发行量逐年下降，广告收入不足挂齿，去年报纸经营已经严重亏损。而与此同时，一批都市报开始呈现主流报纸的应有风范，自觉承担主流报纸应有的传播责任，新闻与评论制作日渐改善；经营上，广告额数以亿计的已不胜枚举……中国传统的主流大报，正面临着在影响和经营上的前所未有的颓势。这是读者的选择，也是市场的选择。如何应对这种激烈竞争的局面，挽回传统党报和机关报的颓势，没有任何别的选择，惟一的道路是取信于民，像马克思关于“人民新闻”所说的那样：“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与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到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马克思强调：“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
然而赵勇作为团中央分管书记在怎样“领导”自己的机关报呢？他屡次强令本报砍掉“青年话题”版，砍掉《冰点周刊》，一时难以做到至少要砍掉一半的版面；他要求取消最受读者欢迎的学者专栏，尽量削弱这两个品牌版面的影响——他清楚地知道，在历年本报读者调查中，这是中国青年报两个阅读率最高、读者最喜爱的版面（每月调查数据均超过70%，很多月份甚至超过80%，冰点最高曾达到过92%），也是新闻界给本报评价最高的两个品牌。《冰点》不仅是中宣部评定的“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栏目”，也是全国记协评出的“中国新闻名栏目”（全国记协评选前在7个省市的各界读者中做了大规模调查，结果《冰点》得票为全国报纸类第一名）。即便在一次县、地级专职团委书记的调查中，《冰点》和“青年话题”也位居阅读率的第一、二名。你本人也对我说过：“我还不知道读者喜欢看什么吗？我太太就要我把周三的报纸带回家，就是要看《冰点》嘛！”——这话你对赵勇也讲过吗？
为什么受到广大读者喜爱、欢迎就不符合党报、机关报的办报原则和方向呢？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吗？这是党的新闻宣传原则所规定的吗？这符合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的执政理念吗？
毫无疑问，现在终于出笼的新的考核办法，暴露出本届团中央分管书记和你本人衡量党报、机关报的真正标准——这就是看少数领导机关的官员是否满意，满意夸奖就赏；如果一不小心触动了他们的神经和利益，招来批评，就罚你个底儿掉，叫你下次还敢这样做！——无可置疑，这是对以往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对本报的领导原则和评价标准之全面否定。
对党报、机关报办报方针的理解，你也自有心得。不久前参加过一个总编辑“舆论战”学习班回来，你在办公会上大谈自己如何“大彻大悟”。彻悟了些什么呢？你说悟到了“宣传”是可以按“需要”来的。在会上，你点着本报采写任长霞的记者说，都知道任长霞和丈夫关系十分紧张，可你写典型时就要写关系很好嘛，这是需要；你又举孔繁森的例子，说你很熟悉他，虽然他是个很不错的人，但也有缺点。“他也有血有肉，是个感情很丰富的人，但我们宣传他，就不能写他的这方面，就不能写他的毛病，而要写他如何如何好……”你笑，众人也笑，似乎明白了“感情丰富”在暗指什么。至于“舆论”，你“悟到”可以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可以造谣、造假，你说“美国打伊拉克就是这样嘛！”
先不说美国是不是这样，美国媒体是不是这样，即使是，那也绝不是我们效仿的榜样。造谣、造假、按“需要”可以随意杜撰编排事实，这些都是早已被中国新闻业彻底摒弃、严加警惕的行为，也是中宣部近来三令五申要求新闻界杜绝的行为。你是从人民日报过来的，难道人民日报的同行们，没有对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宣传”、“舆论”对国家、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做过痛切反思吗？这不是包括本报在内的所有党报、机关报必须永远、彻底禁止的行为吗？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在你大谈这些“大彻大悟”时，当场就有人发出讥讽之声吗？
在刚刚结束的本报全国记者会上，听说你向记者们传授了“策划新闻”的心法。若干年前，河南郑州建成了一座大型立交桥，当地官员很想上人民日报露脸。“全国有成百上千的立交桥，为什么郑州这座就可以上人民日报头版呢？”本来这是不可能的事。那时你是人民日报驻河南的记者，于是“策划”了一起50对50年婚龄的夫妇齐上立交桥参观的活动，果然，这条“新闻”上了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就是你自己写的吧？）。你很得意自己的创造，说此举受到了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同志的表扬。也许，你认为这就是党报机关报的行为方式。对如此心经，我无话可说，只能告诉你，我在本报从业26年，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如果事前知道一个记者在主动“创造新闻”，按本报的规则，不仅这条“新闻”必毙无疑，这个记者的职业声誉，亦将万劫不复。
在你就任本报总编辑的讲话中，你介绍了自己过去当总编辑时如何办好报纸的经验，你说那就是要“善于写检查”，这说明你完全清楚受读者欢迎的好报道，有时甚至经常会受到上级批评，善于写检查就是要善于应对这些批评。这话说得很内行，准确反映出中国新闻从业者，尤其是党报、机关报从业者面对同一个报道，读者评价与官方评价有时截然相反的两难困境。全体部门主任对你的讲话和表态报以热烈鼓掌。
仅仅时过8个多月，你来了一个180度的急转弯，在这次全国记者会上宣称：今后再也不许发生上级批评，记者暗地里高兴，我来写检查的事情！好稿的标准就是受到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表扬。——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表达，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你呢？你是否知道，记者会还没有结束，就有相当多的的记者，找到经常刊发批评稿件的版面主编，表示歉意，说今后再也不会给你们写批评稿件了？你是否知道，报社许多如我一样的编辑，在听到这个结果时，感到的无边绝望？你是否知道，许多地方记者对我们说，这是本报历史上开得“最沉闷”、“最失望”的一次全国记者会？还有记者告诉我，他们在赴会前就接到“告诫”：在会上“不要说话”。是谁指使、何人因何种原因让记者“闭嘴”？——所有这一切，难道是正常的吗！
不久前，报社发生了一个“事件”，之所以称为是事件，是因为为此形成了编委会文件。矛头针对图片总监贺延光对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用语的批评。本报文化传统的特征之一，就是内部经常发生自由批评和反批评，编采人员可以从中看到各种不同意见的交锋，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这还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功能，自由辩论的风气本身才是最重要的。这种风气使人襟怀坦白，大气，远离阴暗下作，是一张全国性大报必不可少的珍贵的精神资源。我就曾把本报一流辩手、副总编辑陈小川当作辩论对手，在他批评冰点一篇报道的“大字报”旁，也贴出反驳他的“大字报”。这在本报内部，再正常不过了，就像如今在网上发帖一样百无禁忌，丝毫不会影响彼此的关系。然而，这次寻常小事却构成了“事件”，编委会在本报历史上首次对这种内部自由批评发出“官方文件”，文件以扭曲、无视的方式全面否定贺延光的意见——这就开了一个影响极坏的先例。发出这份文件的意图很清楚，你还想自由发表批评吗？掂量一下再说吧。
贺延光在批评帖子里实际只指出了两条：“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像灯塔一样指明了大学生前进的方向”云云，有充分根据认为，这涉嫌个人崇拜，涉嫌使用“文革”用语。贺延光在帖子里并未对整个评论发表批评，相反，他跟我、跟评论部同事都说过，这类评论可以写，可以写得很好，但绝对不能使用这类文革时大搞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专用语词。这个批评无疑是正确的，有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明确依据。毫无疑问，报社大概除了编委会成员，都会同意贺延光的批评，就连评论员们也无不同意见，评论部主任李方说，“如果我们写出这样的词句，就剁了我的手！”——这真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儿：被批评者欣然接受批评甚至因此而高兴，批评者却受到领导层以文件形式发出的批评，文件里矢口不提批评意见本身是否正确，反而越俎代庖，批评批评者用语不当。而此时，当事人双方正毫无芥蒂地在用电话、留言等方式继续坦诚交流呢！
说到防止个人崇拜，就讲一个故事。“小平你好”这幅经典新闻图片，就是贺延光抓拍下来的。那天晚上送到总编室夜班，总编室负责人老报人魏方艾的第一反应竟是“不能发”，理由是“这不是搞个人崇拜吗！”后经反复阐明这是一张大学生自发行为的纯粹的新闻图片，值班总编辑才小心翼翼地同意放在第四版，只给了两栏大小。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本报对个人崇拜警惕到了多么严格的程度。然而谁都不会否认，这就是中国青年报的文化。无独有偶，团的十五大时本报出特刊，要在一版登江泽民、胡锦涛新老两任总书记和团员青年在一起的大幅照片，本报的职业编辑连这还处理不好吗？可赵勇不放心。事后夜班告诉我，他竟亲自来报社量两张照片的大小，反复揣摩安放位置——堂堂团中央常务书记，此时竟自愿充当版面编辑。为何如此躬亲非本职工作？不过是因为明天特刊要上送给新老两位总书记。此前历届团中央书记，倒是没有一个干过这种事儿。
两相比较，以你为首的编委会不应该反思一下是否应当发出这个批评批评者的文件吗？编委会是怎样“达成共识”的呢？这是本报一个什么性质的历史记录呢？我们的感受是——这在中国青年报文化史册上涂抹下了令本报全体报人蒙羞的一页！
这个本来不应成为事件的事件在延续，评论部主任李方毅然决定离开本报了，离开他亲手创立、精心培育的“青年话题”，离开本报最具“公民意见”影响力的版块，而这本来就是他的“亲生儿子”！一段时间以来，他流泪、整夜做噩梦，在看到编委会文件后，终于下了决心。几天前他专门到我办公室来，告诉我“会有个交代和了断”，我还在猜测什么事儿要“了断”呢——原来如此！
此前，评论部的同事们开会，要求主任李方找总编辑澄清本报评论员起码的良知和羞耻心的底线。他在痛苦中找你，你是如何回答的呢？你没有耐心听取一个部门主任的沉痛陈述，你没有平等地讨论怎样改善中国青年报的评论，防止“灯塔”之类让业界和读者笑话的陈腐用语和思维定式再出现，而是说：“中国青年报的价值就是你们的价值！”潜台词是“我的价值就是中国青年报的价值”！而且，你的口气没有讨论的余地。如果再不服，后果如何？现在我们知道了，一个中国青年报的部门主任，会给自己的良知一个什么样的归宿——他对社长王宏猷说：“我不能做赵勇的狗！”
这句话注定要被记入报史——他是第一个以如此坦荡荡的理由拂袖而去的本报部门主任，表现出他是一条真汉子。然而谁也不能否认，他是被逼走的，本报领导不给他一点保持自己道德情操的余地。我们竟然无法留住这样一个富有才华、性情温和并愿意作出必要妥协的业务骨干，既是一个莫大耻辱，也是一个莫大嘲讽。我们不能不充满危机感地想到：还有多少有羞耻感和良知底线的本报同仁会被迫步李方的后尘？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本报风气一段时间以来已很不正常，渐渐没有人敢说话了，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各种不负责任的流言蜚语不胫而走，而庸俗、犬儒之气开始弥漫，编委会纪要总是“一致认为”，公共留言上总是表扬与自我表扬，连各省部有关部门在本报完成规定宣传任务后发来的千篇一律的官样“感谢信”也要一一登出来，好像这辈子没见过这玩意儿。现在好了，这种表扬随着条例的实施，无疑会像雪片一样飞来，有钱拿呀！这是一种什么导向？
你第一次以本报总编辑的身份担任中国新闻奖的评委，回来以后在办公会上详细介绍了你是怎样纵横捭阖为本报拿到若干奖项的，为此甚至将别人送给你的好烟都拿去送给另一组的组长了，你自嘲为是“行贿”。你很奇怪怎么这项中国新闻“最高奖”在本报没人当回事儿，两次会上都要求大家从此“高度重视起来”，“评职称都要靠这个，是硬件……”
按常理，本报当然应该重视这种最高层次的“同行评议”，从中发现差距并获得应有荣誉。然而这个奖项设立没多少年后，你就无法再尊重它，不仅因为它以“官本位”预置（行政级别越高的新闻单位，额定奖就越多），还因为评选不久就蜕变为一个“大平衡”，东道主报社要保证获奖，其他媒体荣誉均沾最好，大家面子都好看。老徐曾是这个奖的资深评委，我从来没有听他在会上介绍过评选的详细经过，私下也没有，回来就是通报一个结果而已。因为不值得说，懒得说。如果不是你这次回来绘声绘色、充满细节的介绍，我还真不知道这项评奖已经堕落到了如此龌龊的地步，简直就成了赤裸裸的暗中交易，外加些场面上的小谋小计。这样“评”出来的奖，怎么会受到尊重呢？怎么可能评出真正的新闻精品呢？问题还在于，你什么时候这样重视过读者对本报报道的评价呢？你为什么不认为读者的评价同样可以作为评职称的硬件、而且更硬呢？有哪一家报纸因为获官方奖项最多而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并愿意为它自掏腰包呢？
在你担任总编辑后，办公会上开始呈现出一道新的风景，那就是你总是嗓音洪亮、字正腔圆地亲自诵读《新闻阅评》，往往全文。这次，又公然把阅评员是否表扬或批评，列入编采人员的奖惩条例。究竟有哪个中央文件或中宣部文件授予过阅评小组这样的权威地位呢？没有吧！这些人也是中宣部的普通工作人员，阅评中写入的，不过是他们的个人意见。这些人究竟何德何能，具有何种特殊经历和学识水平，其政治把关水准均远远高过各大中央新闻机构的久经锻炼的总编辑们，有权对他们负责的工作指手划脚，做出不容申辩的终审评定呢？
本来，阅评小组某成员的意见，作为党内正常民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本着与人为善的诚恳态度，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讲道理，批评得对，也应当接受并引以为戒。但是，如果这种批评完全没有根据，思想僵化，断章取义，强词夺理，扣帽子、打棍子（惜乎许多阅评均属此类），则被批评一方完全可以按照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按照党章所规定的正当权利和途径，对之提出反批评。这才是党内生活正常的体现。可如今，阅评小组成员的个人意见，几乎变成悬在各媒体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谁知道哪一天会因为某个领导同志的批示而掉下来（中宣部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哪有时间和精力去与原文作比较呢）！现实是，尽管被批评的报纸老总往往并不认同这些“阅评”，却鲜有按照党内规则提出抗诉的，因为这会被认为是“抗上”，于是所有党内民主生活的规定都成了空中楼阁。
鉴于这种《阅评》发文相当频密，几乎每周都能收到两三份，于是俨然成了“指导”各新闻单位工作的尚方宝剑。不正常的情况终于出现了，新闻单位开始和阅评小组套近乎、拉关系，宴请他们，也许还要准备价值不菲的礼品，往往社长总编辑亲自作陪，希望他们能高抬贵手，少给些批评，多写点表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个新的腐败品种。
你来本报不久，就宴请了阅评组成员，如果这纯粹是为报社的“安全”着想，还是可以理解的（这花的是报社全体员工的血汗钱哪），然而现在我们看到，你竟把这些人的个人意见，堂而皇之地列入了本报编辑记者的奖惩条例，将本报编辑记者职业业绩的生杀予夺之权拱手献出。凭什么？谁有权给他们这种权力？你有吗？编委会有吗？经过党组讨论吗？我看是没有。因为这太荒唐了，没有任何一点党规国法的依据，这严重侵犯了编辑记者的合法权益。
除了批评，阅评小组手里另有一个砝码，就是也可以随时表扬他们愿意表扬的报纸，在目前这样不正常的党内生活中，对一家报纸的负责人，这倒成为了一种有利于晋升的“资源”。在个人政治功利的驱使下，总有人会对这种“表扬”趋之若鹜，甚至用利益来交换。已经听到多人传说，中宣部新闻局某领导是你的大学同班同学，关于本报的一些表扬阅评，就是由本报自己人撰写，交由阅评小组再发下来的——我不敢、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宁愿只是“传说”……更可怕的是，如果今后各省部发来的“表扬信”也都是由当事人自己撰写，对方盖个公章再传回来，按本报制度拿奖励，那将会出现何等乌烟瘴气的“交易”局面——这种事儿断然不会发生吗？不幸我也听到了这样的传言。我无权调查这些传说的真伪，但编委会则有义务搞清楚，有则应当严肃处分；没有也应当加以澄清，这些传闻正像毒气一样弥漫在本报内部，使人良莠不分，使人堕落……

关于这份新的考核办法，还有很多话要说，譬如技术、细节上的种种不当之处，但这些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核心是价值导向问题，是评判标准问题，是将中国青年报奴婢化、侏儒化、庸俗化的问题。我以一个已将26年的最好年华贡献给中国青年报的老编辑的身份，代表本部门全体同事和其他部门很多和我意见一致的同事，郑重敦请党组和编委会重新设定《考核办法》的基础和内核。如果一意孤行，定要这样做的话，中国青年报的衰败两三年内就会见分晓。谁愿意看到这种结果？谁能够承担这种结果？谁愿意因此被记录为报史上的罪人？！
面对这样一份《考核办法》，我们不能再沉默，要公开地发表我们的意见。每一个认同中国青年报价值观的本报同仁，也没有理由再沉默。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沉默就是沉沦；沉默就是将让光荣的中国青年报死在我们这一代面前……

李大同
2005．8.15

 

 

 

其实有时候也想：关我屁事……

 

朋友的电脑不知道什么时候装了“网络猪”，

据说是“流氓软件”之一，有“十大罪状”，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不过是影响盗版word的操作。

朋友爽快地直接找到文件夹删除，问题便出来了，无法卸载。

朋友怒了。

 

解铃还需系铃人，owen只好google到网络猪的FAQ，居然有卸载服务热线，声音甜美的接线员小姐很热情的接待了owen，详细的介绍方法，最后还问owen先生贵姓。如果不是怕占用中国联不通的宝贵带宽资源，owen会聊下去的……（有同好者请拨打010……◎◎◎）＃＃））

 

不到百字的卸载方法，该公司不在FAQ上说明，而是专门安排热线小姐做声讯解释，上为社会减少失业率，中为中国电信增加营业额，下为广大单身男性提供聊天服务，真正深刻认识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像owen这么浪漫的人，七夕无声无息的过去了。

 

 

如果和心爱的人们在一起，我也不怕……

今天手机终于冲值了，可以短信联系，在深圳还是用的北京联通号。

转两个图片，我看到的是：“拍什么”>“怎么拍”

行路难：

 

 

 

 

 

 

 

 

所有的生活方式都是合理的，我们没有必要互相理解…………

是刘慈欣说的……我总是记成刘欣慈，小鱼提醒过我的。

 

今天收到小鱼的邮件，人的苦难怎么那么多？

而最亲近的人总是伤害最深……

 

  Every Family Has Its Own Problems!

“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有时我们都会怀疑这个世界怎么了？每天都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人活在世上就是来受苦的吗？看看那些看似平静的家庭，平静背后是什么？

  所以我们害怕、我们恐惧、我们逃避、、、

 

这个世界的确很糟糕，有些事情我们也没办法去阻止……

天生人，不养人。

 

 

但永远不要有无力感，苦难不是我的错，不是你的错，但那些苦难必须是我们自己承担。

 

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所有的平静都是内心的平静，投入到生活的洪流中去吧！

 

 

上面的是真的…………

 

 

下面这个是假的，但有极强的诱惑力，谁知道没人这么想？？

 

 

[摘自朱成虎将军7月6日在国防大学防务学院内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者：蔡长杰] 

我首先必须申明的是：我绝对不是什么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左派，事实上，我考虑问题根本不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我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完全是从科学的角度，从现实的国家利益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而得出上述结论就是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客观事实：世界人口在无限制地迅速增长，在本世纪内就要达到爆炸的极限，而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环境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社会供养能力是有限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任何人能给出答案，也没有任何人敢于真正去面对这个问题，世人对此是采取一种鸵鸟态度，以为车到山前必有路，只要我们不去想这个问题，就不会给我们带来烦恼。 

实际上，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个问题也确实是车到山前必有路，那就是，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超过了社会资源的供养能力，就会以爆发战争，瘟疫，饥荒，等等手段来进行自然的调节，事实上，人类历史本质上也就是这样一个人口增长与生存资源矛盾斗争的历史，就是这样人口增长——资源匮乏，发生战争，瘟疫饥荒，消耗掉一部分人口——达到平衡，再人口增长——再通过发生战争瘟疫饥荒来自然调剂，的发展历史。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 

根据联合国的估算，到本世纪中叶，世界人口就会达到一百五十亿，这还是一个保守的估计，而且，我们注意到，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特别是几个人口大国中，只有中国实行了一定程度的人口控制政策，而其他国家都对人口的疯狂增长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有有效的手段来控制人口增长问题。 

而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制度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愚蠢的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并没有真正有效地控制住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的增长，计划生育的原则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但是农村地区实际上仍然是控制不住的多胎生育，而广大农村的贫困导致了农村人口不能得到良好的教育，人口素质较差，多出生的人口更加剧了贫困，更加剧了教育程度的下降，使得人口整体素质更低，越愚昧就越要多生，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而人口素质较高的城市居民反而被严格地控制在了只生一胎上了。这种愚蠢的做法实际上是在降低了整个民族的人口素质，使得素质较高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而数量却又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反过来我们看看印度巴基斯坦日本这些人口大国，对人口增长根本就不加控制，而是拼命发展军备，特别是印巴等国，更是拼命发展核军备，因为他们知道，人口的增长问题终将成为一个致命的人类问题，这个问题是无法控制的，所以干脆任其发展，把全部精力用在扩充核军备上面，争取在即将到来的人口消耗战争中抢得先机。 

同样的，我们看看美国这些人口问题不是很突出的国家也是一样的，美国总是对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惶恐不已，拼命地要阻止其他国家扩充核军备，总是要求其他国家削减核装备，但是美国自己却拼命地生产储备了大量的超过防卫需求数量的核武器，而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国家是真正想要跟美国敌对的，只要美国恩准，实际上所有的国家都希望能够去讨好美国跟美国搞好关系。但是美国为什么还是需要这么多核军备呢？因为美国人很聪明，能够清楚地预见到本世纪即将到来的人口大爆炸问题，届时这个问题就只有用核武器来解决了，因为常规武器根本无法在短时间之内消耗掉数以亿计的人口狂潮，只有用核武器，才能在人口消耗战争爆发时在难民潮没有威胁到美国本土之前在美国本土以外就将其大量地消灭掉。 

我认为，人口危机问题在本世纪中叶之前就很有可能爆发，至少不会超过本世纪末，这个问题并不需要等到全世界范围内人口承载过量时才发生，实际上只需要在亚洲几个人口大国的人口承载过量的时候就会发生，如印度，中国，日本，还有东南亚等国。特别是印度，人口问题再加上其国内的政治经济问题跟巴基斯坦的领土争端问题，引发核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一旦核战爆发就会在整个亚洲地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因为这一地区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进而可能引发全球的核大战。 

那么，我们是否有必要等到事情发生时才来消极应付呢？我认为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有人会说，既然早晚要发生，那又何必刻意去促成其发生呢？我们现在先得过且过，到时候接受命运的安排就是了，也许还可以再过上几十年的安乐生活。这种想法是鼠目寸光的，我们就算不为自己国家民族考虑，也应该为自己的个人利益考虑，人口危机引发核战争的危险是时时刻刻悬在每个人的头上的，不仅国与国之间的人口危机会导致冲突，一个国家之内也会因为人口承载过量引发内战，甚至就是核内战，因为这种方式是解决人口问题最有效最快速的方法。 

实际上，核武器的出现，也可以看作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因为人类争夺生存资源的斗争越来越加剧，必然就会产生这种高效率的人口调节工具，来缓减人口数量与生存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问题，使其重新回到平衡位置上去，就是这样一个循环过程。 

而这一情况在未来五十年里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并不一定需要等到某个特定的时刻，因为这是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只要条件成熟了就随时有可能发生。长痛不如短痛，晚来不如早来，拖得越久，问题就愈复杂，越不好解决，而且大量人口消耗掉的自然资源也越多，而这些资源大部分是不可再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要在这场竞争中抢得先机，争取能够尽量地减少其他国家民族的人口数量，争取能够使自己本国的人员多存活下来，在将来的世界人口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以便在将来的人类重新进化过程中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 

说到这里，有人肯定会问：你鼓励打核大战，那么你自己愿不愿意去送死？在这里我可以毫不虚伪坦坦荡荡地告诉大家，我当然是巴不得别人死掉，我自己能够活下来，好继续过幸福生活。因为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我是根本不会相信什么人性，奉献，爱心之类的鬼话的，这都是骗三岁小孩子的，如果我鼓吹了半天核大战有利于国家民族生存发展，到头来自己却没命了，那对我来说不都等于零了吗？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全力做好准备打核大战就是因为我认为这不管是从国家民族还是从个人角度来说都是有利的。 

事实上，如果中国突然遭到核攻击，由于我也居住在城市，实际上我跟别人一样也很难有存活下来的希望，所以说，我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相当无私了。 

但是，如果我们中国主动出击，有准备地有计划地全面发动核大战，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因为我们中国跟其他国家相比具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我们的人口绝大多数分散在农村地区，而且我国的国土地形非常复杂，非常适于隐蔽，非常有利于打核大战。如果我国政府在计划发动核大战之前就做好准备把人员疏散到广大农村地区，则我们在核大战中就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再加上我们突然而猛烈的核攻击，世界上其他国家存活下来的人口就会很少，则我们将来在重新进化的过程中也就占有了较大的优势。 

实际上，我们党军政高层人员在西安以西的内陆都有核防护隐蔽基地，如果我国政府有计划要主动发动一场核大战，当然我们就能够及时地预先实施躲避，这样存活下来的可能性就会很大了。所以我认为我们主动出击比被动挨打要有利得多，而这个问题事实上已经刻不容缓的需要考虑一下了。 

有人会说，现在我国的任务是发展经济，而不是扩充军备。但是我认为，现在的经济实际上已经发展到极限了，在人口增长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在贫困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多增长的经济也只能是继续维持一小部分富裕阶层的优裕生活而已了，你说经济还能怎么继续发展？ 

我认为，我国政府应该丢掉一切幻想，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全力发展核武器，争取能够在十年之内，储备足够消灭掉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的核武器，并且放弃愚蠢的自毁长城的计划生育政策，尽量多生，然后有计划地向周边国家渗透，例如，鼓励人民大量向外国偷渡，特别是就近向俄国西伯利亚，蒙古，中亚这些地广人稀的地区大量迁移，如果遭到邻国阻挡的话就用军队强行开路，可以考虑用武力驱赶人民向外迁移，不惜一切代价，要争取在核大战全面爆发之前能够迁移一半左右的人口到周边人口少的国家，剩下的人口应该尽量疏散到广大农村地区，沿海发达地区应该完全放弃，反正这些地区在即将到来的核大战中是必毁无疑的了。然后时机成熟时，就果断地迅猛发起对其他国家全面核打击，争取能够在对方反击之前就消灭掉其大部分人口。 

关于具体的发动核大战的计划方案，我有一个设想，我们不可能把世界上所有的地区和国家都照顾到，所以应该集中力量专门对付几个威胁较大的国家和地区，但是也决不能象有些头脑发热的同志那样，认为我们只要把所有的原子弹都扔到一个我们最恨的国家如日本啊美国啊就天下太平了，我们既要有针对性的也要兼顾到全盘，具体说来，我认为我们周边的邻国特别是那些人口大国如印度日本等是对我们威胁最大的，特别是在我们不能把他们的绝大部分人口都消灭掉的情况下，在核战后我国人口已经大量死亡，核辐射消散以后，他们就会向我国迁移，那样我们的计划实际上就失败了。 

而美国相对来说反而要好对付一些，因为他们的人口少得多，而且主要都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只要用少部分的核储备就可以解决掉他们，另外，美国距离我国遥远，在核战后将来的上百年间我们都不大可能向那里大量迁移，但是美国的国力强大，所以我们有必要用干净彻底的手段解决掉他们的国家力量，估计用十分之一的核储备就足够解决了。 

其他如欧洲，澳洲，南美也是同样的情况，不是最主要的打击对象，但是一定要彻底打垮它们的国家力量，以破坏经济力量为主，以消灭人口为次要。 

而我国周边地区从韩国日本台湾到整个东南亚一直到印度巴基斯坦这些人口稠密的环形区域，都是我们的主要打击对象，要争取在第一轮核打击中就消灭掉他们大部分的人口，以免给将来留下后患。在第二轮打击之后就要尽可能地清除掉剩下的有生力量。 

以上谈到的都是第一轮核打击所要摧毁的国家，但是，对于北面蒙古，俄国。中亚国家，却不在第一轮打击对象之列，因为前面谈到了，我们要向这些人口稀少的地区大量迁移人员，而且这些国家大多没有核武器，我们用常规部队攻占即可，必要时可以考虑在第二轮核攻击中有选择地攻击某些目标。特别是俄国，因为是我们人口迁移的主要区域，所以可以暂缓一步，我们的人民应该尽可能迅速，大量，分散地迁移到广大西伯利亚及整个俄罗斯亚洲地区，与当地俄罗斯人混在一起，使得俄罗斯投鼠忌器，而且别的国家如果攻击我国向俄罗斯迁移的人员，就必然会伤及俄罗斯本国人，就等于是攻击俄国，这样形势也对我们有利。这个过程我估计有五亿人口就足够了。 

等到前述人口迁移及国内疏散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果断迅速地发动第一轮核攻击，对韩国日本台湾东南亚印度巴基斯坦等人口稠密地区尽可能地消灭有生力量，把主要的核储备都用在这些地区。而对南北美洲，欧洲澳洲这些人口较少距离较远的地区则尽可能地摧毁他们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以消除后患之忧。而非洲可以放在第二轮核攻击中予以考虑，甚至可以不予攻击，因为非洲人从来就不可能对别的国家民族构成什么威胁。 

第二轮攻击除了进一步摧毁第一轮攻击没有清除干净的一些目标外，就主要是针对北面俄国特别是其欧洲部分，并配合我迁移人员的行动，有选择有针对性地打击。 

粗略的构想大概就是这样，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人口估计也消耗过半了，但是只要我们掌握了主动，正确地实行了先期的分散迁移工作，我们的人口消耗比例会比其他国家少得多，至少我们在西安以西的部分都能够幸存下来，这样我们也就在核战后的世界格局中占据了有利位置了。 

另外一个我没有考虑进去的情况就是，当第一颗核弹爆响之后，其他国家有更大的可能性会彼此互相攻击，这样就我国的压力就减少得多了。实际上，我上面考虑到的情况是一种极端的情况，是最不利的一种情形，但是即便是这样，只要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战前的准备工作，我们就能够赢得胜利，何况实际情况还会对我有利得多。 

若干年之后，我所预想的这一切都必将会发生，人口问题是无法真正有效解决的，没有任何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核武器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历史会证明我今天所说的都是真知灼见。 

希望国家能够出现真正的有识之士，带领我们走出困境，在核大战中，我们失去的只有一百多年来的沉重负担，而我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中华民族必将在核大战中得到真正的复兴！